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二):大江健三郎與《萬延元年的足球》|運動公社

文:吳能鳴@運動公社

(前言及第一篇:bit.ly/1Vm20RC

日本出產過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位是川端康成,而另一位是本文的主角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憑著著他的代表作《萬延元年的足球》(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中文又譯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奪得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壇的地位。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這部作品中,大江健三郎以獨特的切入點去展示他與別不同的足球觀。

《萬延元年的足球》是一部講述城市與鄉村、記憶與現實、暴動與恥辱的小說,故事的主角蜜三郎正經歷人生低潮,他的妻子因誕下嚴重智障的兒子而終日借酒消愁,加上同窗好友以怪誕的方式自殺(臉上塗滿紅色的顏料、屁股插著小黃瓜、赤裸地上吊自殺),令蜜三郎沉溺於悲傷的心淵;此時,在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受挫後流浪美國的弟弟鷹四回歸日本,希望與哥哥一家回到深山的故鄉重過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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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延元年的足球》封面

蜜三郎開展新生活的計劃未與想象中理想,但重回故鄉卻勾起了二人對由他們曾叔祖父在萬延元年帶領村民發起暴動的回憶。相對於哥哥沉溺於悲痛的心淵,弟弟鷹四為追逐先輩的精神而不顧一切,他在村內帶領年青人組織足球隊,籍著足球訓練為發起「現代的暴動」作準備,企圖對抗村內「資本主義」的象徵:天皇超市。

鷹四的計劃一開始是成功的,村民積極參與由鷹四的足球隊引發的暴動,把天皇超市洗劫一空,但漸漸地村民對於暴動失去熱誠,加上對於被追究責任的恐懼令鷹四的暴動計劃步向失敗之路。

面對暴動失敗在即,鷹四向哥哥蜜三郎說出自已辱羞的過去並而自殺作為一生錯誤與恥辱的救贖;而故事最終以蜜三郎在祖屋的地下室發掘出萬延元年暴動背後的真相並與出軌的妻子重修舊好、開展新生活作結。

現代的暴動

足球在大江健三郎這本作品中被描寫為「現代的暴動」,這個描述或許與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足球流氓文化有關,而在各國的足球流氓文化中,尤以英國的足球流氓最為惡名昭彰。

由激進球迷帶領的足球流氓組織(Hooligan firms)自六、七十年代開始在英國各支球隊出現,並在場內場外組織各種騷亂,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1985年盧頓與米禾爾比賽的暴亂(1985 Kenilworth Road Riot)。在這場足總杯第六圈的賽事,盧頓以一比零擊敗米禾爾,比賽結束後米禾爾的足球流氓組織Millwall Bushwackers連同車路士與韋斯咸的足球流氓組織開始衝進球場搗亂,並且把暴動蔓延到場外,對市內的房屋、商店造成嚴重破壞。

因足球流氓引發的騷亂增加,加上多場的球場意外例如:巴拉福特球場大火(Bradford City stadium fire)、希素球場慘劇(Heysel Stadium disaster)、希斯堡球場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等(必要指出上述的意外並非全因足球流氓而引起),令時任英國首相「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有借口大幅于預英國足球的發展,為英國足球帶來深遠的影響。

在「鐵娘子」的新政下,球場的入場人數被嚴格控制,保安被要求大幅加強,而足球流氓組織亦被重重打壓,球會為實行改革而產生的龐大開支逐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低下階層的球迷幾乎被逐步趕絕球場,英國足球亦逐漸走向中產化。此外,歐洲足協對英格蘭球隊的五年歐洲禁賽令使當時的英國足球踏入黑暗期,其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是當時歐洲賽事的常客利物浦。

萬延元年的足球

回到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他把這本小說命名為《萬延元年的足球》,表面上大江健三郎把足球描寫為「現代的暴動」,而「萬延元年的足球」則代表著以現代的方式重構萬延元年的暴動,但其實書名的背後是有另一個隱喻。

萬延元年指的是1860年,自黑船事件後日本國內分裂成主張開國與攘夷兩派;到了1860年,主張開國的蕃主井伊直弼被暗殺(史稱「櫻田門外之變」)後兩派的鬥爭才進入白熱化階級,而這次政治暗殺亦被視為日後令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明治維新的導火線。而1860年的足球歷史同樣處於分裂的年代,據說在1823年,英國的學生William Webb Ellis在一場足球比賽中抱起皮球衝向對方龍門,當時他這個違反約定俗成的舉動被視為欖球運動的初形,在這段期間,足球的規則仍然有大量灰色地帶,直至1863年,為了把足球與欖球兩項運動區份,英國足總正式成立並把球例規範化,而欖球亦在此時從足球運動中獨立出來。

在萬延元年在這段期間日本的政治與足球的歷史同樣面對著相似的命運,他們由分裂(日本政治的開國與攘夷兩派之爭、足球歷史的用腳運球與用手運球之爭)走到改革(日本政治的明治維新、足球歷史的球例規範化),成就今天的日本政治與足球歷史。

足球與暴力

關於足球與欖球的故事仍有大量的反思的空間,相對於足球,欖球無疑是比較「暴力」的運動,但為何就只有足球流氓比較盛行而少有欖球流氓或其他運動的流氓?

如果單單以「暴力投射」(較「暴力」的運動是觀眾行使暴力的投射,降低觀眾在現實社會行使暴力的機會)的說法去解釋只有足球流氓出現的現象未免是過份簡化;筆者認為足球與暴力之所以與暴力緊扣,或許是因為足球在發展時注入了階級、身份甚至信仰的元素,足球把階級相似的球迷集中在一起,而球迷身份形成猶如一個種族、國籍般的身份認同,對於球隊的忠誠就如同宗教信仰深深植入球迷腦海的深處,當這些階級、身份、信仰的元素被挑動,引起暴力行為的機會亦隨之上升。

暴力的反思

據說,運動競賽本身是為了人民免受戰爭與暴力之苦而形成,但足球流氓文化卻與這種運動精神背道而馳;回顧大江健三郎一生的反戰立場,筆者認為他之所以選擇把足球描寫為「現代的暴動」,或許是因為他想通過對於暴力滲透流行文化的批判,指出暴力就像埋藏在人類心中的一顆種子,只要經過仇恨、恐懼的灌溉,它就能夠在任何意想不到的環境下萌芽。

回望現今這個鼓吹以暴制暴的世代,細閱大江健三郎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這部作品或許能夠為讀者對於足球與暴力提供一翻反思與啟示。

延伸閱讀:
1. From the archive, 14 March 1985: The Kenilworth Road 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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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歐霸8強】伊斯坦布爾的後裔,你們還有尚待撫平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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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冤待雪:堪比希斯堡慘案的大火《56:The Story of the Bradford Fire》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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