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與克羅地亞的球迷文化 | 甘@體波台

有人說球場如戰場,球員在場內作戰,球迷作為球隊的第十二人,因應所受的教育、文化及背景,自然會透過自己的方式,以不同的程度參與這場戰事。今年歐洲國家盃增添至24隊,各國關係千絲萬縷,「有牙齒印」的國家,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傳媒亦借此對於球場內外都大肆渲染報導。每日郵報估計,克羅地亞對土耳其的小組戰是出現球迷鬧事機率其中一場最高的比賽。2008年歐洲國家盃八強,土耳其十二碼淘汰克羅地亞,位於波斯尼亞的Mostar,長久以來不和的當地波斯尼亞穋斯林與居於當地的克羅地亞人在賽後起衝突,並釀成死傷。兩軍賽前於網上更流傳相片,指土耳其的Ultras已混入一群好勇鬥狠的Hooligans預備了棒球棍、菜刀等攻擊性武器到場。雖然最終傳媒的預測沒有發生,不過,既然有過往的歷史經驗,傳媒曾有這項假設,亦引證了這兩個國家球迷長久以來都被列入「黑名單」之列,我們亦可從這兩個國家簡單理解該兩國的球迷組織理念與行動。

打倒敵人就是力量


土耳其國內最大Ultras組織Carsi

自從克羅地亞從南斯拉夫獨立後,兩大班霸夏德及薩格勒布戴拿模的鬥爭除了由場內,延伸至場外球迷鬥爭。兩隊壟斷近年克羅地亞聯賽錦標,球迷其中球隊的熱愛,其中夏德的Toricda與薩格勒布的Bad Blue Boys,可謂國內甚至歐洲惡名昭彰的Ultras組織。Toricda這一詞語源於葡語運動Torcer,在中文意思可解作「球迷、吶喊助威」的意思,是歐洲最古老的Ultras組織,在1950年由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成立。Bad Blue Boys的歷史不及Toricda久遠,他們擁有對球會日常的對話權及管理權,因此受到球迷長期支持熱捧。為了使組織團結起來、令球場氣氛熱血沸騰,Bad Blue Boys在球場設立「主腦」,手持揚聲器帶領球迷一同吶喊叫罵,創立Orchestrator Culture的先河。每逢兩軍對壘,球場勢必煙霧彌漫、火光處處。

一個偉大的城市必須要有一支偉大的球隊,伊斯坦布爾卻有三支被國民認為偉大的球隊──加拉塔沙雷、費倫巴治及比錫達斯。Carsi Ultras是比錫達斯的最有組織的Ultras,在土耳其以至是國內外都極受歡迎。他們的Twitter帳號有超過七十萬人追隨,也被視為世上聲浪具大的足球迷之一。組織的標誌採用一個類似無政府主義的A型字母。2007年主場對費倫巴治時,比錫達斯容量32,000人的主場內的聲浪達到132分貝。球迷Ali Usluer曾以自己的叫得破顎形容當天情況。加拉塔沙雷的傳統球迷組織Ultraslan,以獅子為球迷組織的標誌,寓意是土耳其的王者,擅於通過集體行動威嚇對手:1993年曾因毆打曼聯球迷,多達170名球迷被捕;1999年又有類似事件,受害者是車路士球迷;2000年最嚴重一次,在歐洲足協杯四強對列斯聯一戰,做成一死一傷的慘劇。同樣,2013年在國內與費倫巴洞的打比,一次衝突造成兩死三傷。費倫巴治的死忠球迷組織Kill For You (KFY),這支長期被國家安全部監視的球迷組織對死敵加拉塔沙雷極為憎恨。利物浦名宿桑拿任教加拉塔沙雷期間,作客擊敗費倫巴治後作挑釁,接獲KFY的死亡恐嚇。這班Ultras球迷各佔山頭、甚或佔領球場,對宿敵球隊球迷作叫喊、投擲燃燒物,又通過有組織地威嚇對手使對手膽怯,他們這樣做的唯一意義就是──與球隊榮辱與共。

為信仰拋頭顱


克羅地亞Ultras:Bad Blue Boys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這句話某程度上都適合於某些場合。球迷激進的行為,無疑是出於對自己球隊的熱愛,或是為球隊文化及公義的一點堅持。隨著商業化足球大行其道,球會的利益往往成為了足協或班主之間謀取暴利的工具。

Toricda及Bad Blue Boys活躍於反抗克羅地亞足總,他們政治理念右傾,反塞爾維亞意識濃厚,而且經常做出種族歧視的行為。他們不滿克羅地亞足總最高領導人、國內最大黨社會民主黨(SDP)成員Zdravko Mamić及足總副主席兼1998年世界盃神射手、名宿蘇加(Davor Sukur),認為二人是克羅地亞足球的獨裁者。而Zdravko Mamić亦涉疑瞞稅、操控國內足總選舉及從球員轉會中獲利惹來爭議,故此Toricda及Bad Blue Boys及其他Ultras經常做出羞辱克羅地亞足總令其尷尬的行為,亦借機作政治攻擊。不過,他們的骨幹成員與納粹主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2006年,意大利在利禾奴和克羅地亞進行友誼賽,當時有200名克國球迷在看台上擺出「卐」圖案,並行了納粹式敬禮,明顯是衝著有意大利共產黨背景利禾奴而做。2007年,波斯尼亞及黑塞歌維那與克羅地亞上演友誼賽,克羅地亞球迷向波黑球迷排出了一個U字型的標誌,象徵Ustaša政權及其屠殺塞爾維亞人、猶太人的歷史。在本年度歐國盃對捷克期間,Toricda就投擲燃燒物令球賽一度阻延,以示對Zdravko Mamić及蘇加的不滿。而從近日網絡流傳的平面圖看,是次行為是克羅地亞各Ultras有組織、有預謀地策劃的。當然,他們的行為及部份極端思想,某程度是挑戰現今的普世價值,在坊間引起不少爭議,甚至要予以譴責的。

2014年,為了守住伊斯坦布爾的Gezi公園,土耳其爆發了大規模反政府抗爭。伊斯坦布爾三大球會費倫巴治、加拉塔沙雷和比錫達斯的Ultras球迷罕有地團結起來訴求鬥爭,其中Carsi Ultras是反政府示威的領頭羊。他們第一個站出來抗爭,更意外地斷結了兩支同市死敵的Ultras站出來,反抗。這是一次歷史性的重大意義,費倫巴治的數個ultras例如”statist”和”young fenerbanhce”在傳統意識形態上與Carsi不同,仍然是參與公民行動之列。而加拉塔沙雷ultraslan,在歷史上右當然,在示威之初亦錯展示親政冷態度,不過最後基於組內土耳其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土耳其的ultras以互相攻擊、威嚇,以至地獄主場因此聞名於世,球迷們眼見社會不公義之事亦難得地團結起來,縱然有各種理由和原因讓這些人走在前線,但相信大家明白團結是足球最基本的力量,這會是重要的因素牽引起來。

克羅地亞和土耳其的球迷,堅持的理念及實際的行動,兩者是南轅北轍,但對於足球的熱愛是相同的。這種信仰的展現,有時是超越了理性,縱使不為外人所稱道、不為外人所接納,仍然是會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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